邱志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的演变

对中国而言,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汪洋世界深处的年轻岛国,二者远隔万里重洋。由于地理知识以及航海技术、航海工具的局限,古代欧亚文明远洋交流的触角极少涉及南太平洋地区。经康熙年间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有关新西兰的地理知识始为国人所认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出现用“新瑟兰第亚”汉译新西兰的称谓。战争以降,国人有关新西兰的记述,从地理知识展开,内容渐次涉及其殖民地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完整的地球五大洲知识的进一步完善,激发国人从整体上对世界大势变化和自我重新定位的深层探求,而对这一全新的殖民地文化和民族主义发展类型的认知演变,无疑丰富了近代国人对世界多元性的理解和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洋”的框架内关于新西兰设立领事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理视野的拓展所引发的国人关于地缘政治的突破性思考。近代国人对新西兰的认识,以及由此展开的中新关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丰富和紧密。

相对于西北太平洋地区文明中心的中国来说,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南部汪洋世界深处的年轻岛国。二者远隔万里重洋,由于地理知识以及航海技术、航海工具的局限,无论是以郑和(1371—1433)为中心的亚洲海运时代,还是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1480—1521)等欧洲航海家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古代欧亚文明远洋交流的触角都极少涉及南太平洋地区。在新西兰自身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这块被当地土著毛利人称为奥特亚罗瓦(Aotearoa),即意为“长白云之乡”的土地,在1769年至1770年由英国人库克船长(James Cook, 1728—1779)的探险,揭开其开国拓疆的最初篇章,而1840年2月6日英国殖民官员与毛利酋长签订《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则是其作为“单一国家”(single country)的“奠基性文件”,标志着其正式纳入大英帝国版图、殖民地历史的开始。

以1840年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已为国内主流治中国近代史者所公认。有关近代国人对世界知识的研究,学界业已有较充分讨论。就个案的认识史研究来说,与近代中国发生紧密关系的欧美列强及日本等国,或者有着“民族命运相似”的弱小国家,无疑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对而言,对同处19世纪太平洋贸易网中重要一环的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国家的认识,研究却很薄弱。中国人对新西兰的早期认识问题之所以被忽视,一方面源于大洋洲不仅是世界五大洲中人类发现最晚的大陆,大洋洲文明亦是学界相对了解最少的人类文明,在传统的世界历史叙事中即缺乏彰显度,新西兰偏处一隅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小国特性,自然难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兴趣;另一方面包括欧洲人在内对大洋洲这一“新世界”的认识也是在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海上航路版图的拓展中不断获得发展和丰富,表现在中文语境中,将澳大利亚大陆、“澳洲”等同于“第五大洲”大洋洲的历史认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新西兰独有的特性,使其价值被低估。

近代中国人对新西兰的认识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具体反映了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动态发展过程。作为晚清国人世界地理“知识对象”的生产、建构与流传,亦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近代中国人对新西兰的早期认识,以及由此展开的中新关系,实际上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丰富和密切,值得深入挖掘。本文拟以近代国人对新西兰的认知演变为切入点,探讨晚清西学东渐浪潮激荡下国人“世界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这一曾被忽视的面相。

新西兰的发现,与澳大利亚几乎同步,是欧洲历史所谓的“地理大发现”白银时代的产物,得益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技术支持。从“奥特亚罗瓦”这一想象中神话般“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的一部分,到进入世界地理学界的视野,对新西兰的“发现”、认知与开发,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5、16世纪以后,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具备了进一步探寻这块想象中“南方大陆”的条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探险家开始陆续扬帆启程加入探寻“南方大陆”的行列。1642年荷兰人塔斯曼越过南印度洋曾抵达过新西兰西海岸,而英国人库克于1769年10月9日正式在新西兰北岛东海岸登陆,并用近6个月的时间完成环绕北岛、南岛的海岸航行,绘制形成第一份完整的新西兰轮廓图,且留下较为详细的记录新西兰的《航海日志》,从而证明新西兰是太平洋中独立的岛屿而非大陆的一部分。继新西兰“发现”之旅后,1770年库克又率先在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植物学湾(Botany Bay)登陆,并将此大陆东部地区命名为“新南韦尔士”(New South Wales),作为英国新的安置囚犯的殖民地。自此,大洋洲、南太平洋地区被吸纳入欧洲中心的权力体系和文化版图,并逐渐为世人所关注。

15—17世纪,经过近三百年的航海探险活动,欧洲航海家不仅找到了前往印度和远东的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并且足迹远至南太平洋,初步证实了想象中“南方大陆”的存在。随着地理“发现的时代”的推进,欧洲的地理学知识和地图绘制技术不断发生变革和更新,17世纪的世界地图已大体呈现出整个世界的面貌。如164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制图师胡安·布劳(Joan Blaeu,1596—1673)绘制的《新世界全图》(NOVA TOTIVS TERRARVM ORBIS TABVLA)中描绘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粗略的西部海岸线,是为荷兰人地理“发现”的最早记录。

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也及时体现在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中。以“中国的传教士”闻名于世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华传教之际,根据当时欧洲已有的世界地图,先后绘制出《大瀛全图》(肇庆,1584)、《舆地山海全图》(南昌,1595—1597)、《山海舆地全图》(南京,1598)以及《坤舆万国全图》(北京,1602)等近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从流传最广、保存至今的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利氏把世界分为五大洲:“欧罗巴”(即欧洲)、“利未亚”(即非洲)、“亚细亚”(即亚洲)、“北、南亚墨利加”(即美洲),以及“墨瓦蜡泥加”,其中“墨瓦蜡泥加”位于地图的最下端,为一大片空白之地,利氏用文字加以解释道:“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年前,欧逻人乘船至其海边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墨瓦蜡泥,系佛郎机国人姓名,则〔前〕六十年始过此峡,并至此地,故欧逻巴士以其姓名名峡、名海、名地”。“墨瓦蜡泥加”相当于今天的大洋洲和南极洲,利氏所谓佛郎机人“墨瓦蜡泥”即1520年横渡太平洋发现火地岛的航海家麦哲伦,实为葡萄牙人。由于此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大洋诸岛尚未被欧洲人“发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实际上反映的是15—16世纪的世界地理知识,想象中的“南方大陆”仍未揭开神秘的面纱。

利玛窦关于世界“五大洲”的观念为此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l Von Bell,1592—1666)等人所继承,并且进一步细化和精确。其中在给中国人带来有关新西兰知识的历史谱系中,南怀仁是第一人。

正如前文所述伴随欧洲航海家对未知“南方大陆”探索航行的展开,1642年荷兰人塔斯曼首先发现了新西兰的西海岸,他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对此地进行了命名,因为他误以为这块陆地与靠近阿根廷的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相连,遂将其命名为斯塔腾兰(Statenland)。后来其他航海家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认识,以荷兰西兰省(Zealand)的名字重新对此地命名,荷兰语为Niew Zeeland,英语为New Zealand。此即为新西兰地名的由来。这一最新地理发现,除了很快在胡安·布劳1648年的《新世界全图》中有所反映外,南怀仁通过他1674年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也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的南怀仁《坤舆全图》中可以看到,该图西半球左下角、独立于“墨瓦蜡泥加”之外的太平洋西南部海面上绘有一玦形大岛,地名注记为“新瑟兰第亚”,即为新西兰的大体区域;而在地图东半球右下角绘有倒立的半心型大陆,地名注记为“新阿兰地亚”,即为西部澳大利亚地区。如果和胡安·布劳的《新世界全图》两相比较,会发现,南怀仁除了按照中国从右向左的阅读习惯将东西半球的左右位置对调之外,其余关键内容,特别是有关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海岸轮廓的描绘,二者几乎完全相似。不同的是,南怀仁将新西兰进一步描绘为一个岛屿,虽然仍还不完整。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胡安·布劳的《新世界全图》是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主要来源或原型的观点。

南怀仁《坤舆全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第一次将新西兰描绘为独立于“墨瓦蜡泥加”洲以及澳大利亚大陆的岛屿,更在于他首次给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自的汉语译名,“新瑟兰第亚”与“新阿兰地亚”即分别为Nova Zeelandia和Nova Hollandia这两个拉丁文的意音兼译词。“新瑟兰第亚”这一译名为法国耶稣会士蒋有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1760年进呈乾隆皇帝的《坤舆全图》所沿用,直至19世纪亦有中国制图师继续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欧洲人关于五大洲的边界与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变化,尤其是来华传教士介绍的第五大洲“墨瓦蜡泥加”洲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洋洲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也是欧洲人在“发现”“澳大利亚洲”与“南极大陆”新世界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对既有知识盲点和缺漏进行补足与调整的必然历程。事实上,从利玛窦、艾儒略到南怀仁的著作中,对于世界地图中第五大洲“墨瓦蜡泥加洲”部分的介绍,多半在文字中以“未审”“事实不详”的笔调简略带过。

清代中期以后中西关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在华天主教耶稣会士不再独领风骚,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崛起,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世纪初,在英国殖民地马六甲刊行的中文教会出版物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已经开始将最新的新西兰地理知识译介给当地的华人。目前所知最早在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19年出版的地理知识小册子《西游地球闻见略传》所附《地球万国各海全图·地球双圈图》中,已经完整显示了新西兰南北两主岛的轮廓,并且在《图解说》中用中文将之标注为“纽西兰州”。所绘地图反映了18世纪以来英国人库克船长探险于太平洋上的最新成果,而“纽西兰”这一流传至今的音译中文译名也应为马礼逊所首创。

马礼逊还与米怜(William Miline,1785—1822)一起于1815年8月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所载内容除汉译《圣经》故事外,西方地理学知识也占据很大篇幅。自1820年第6卷起开始连载米怜编译的《全地万国纪略》一文,其中《论亚西亚列国》第31节,专门介绍了新西兰。米怜将其译为“扭西烂”国,并略述该国主要由两大狭长海岛组成,岛上“蛮民”有食人之俗等内容。是为库克船长《航海日志》的最简洁呈现,也是最早一篇介绍新西兰地理、风俗的文字。由于米怜在《全地万国纪略》中将世界分为欧、亚、非、美四大洲,新西兰被列在亚洲之内,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随着1822年《全地万国纪略》单行本的发行,米怜的地域划分对晚清“看世界”系列书籍中关于新西兰的认识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混淆和误导。

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在广州主编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刊载了大量西方地理学知识。其中1838年刊登的《寻新地》一文尤其值得注意,文中介绍了库克船长的简要生平及其在1768—1779年间三次探索航行太平洋的事迹:

昔有英吉利农夫名谷,家贫心实,虽居穷巷,廉直不曲。雍正五年生子,自幼年纪好飘海。适有十三岁,驾船运煤炭,七年完为舵工。……遂望南驶到新西兰。土人身高六尺,貌凶狠,两目如环,闪射光,一看远客上岸,抵挡之,如狼似虎,战斗死而不厌。倘船驶大洋,居民追之,假作虎威,乱呼也。其土丰盛,产物殷殷,鸟鸣喈喈。绕驶其州,就望西北抵新荷兰大州。

上述文字提及的“谷”即库克姓氏Cook之音译。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一篇介绍库克船长1768—1771年首次环球航行时发现新西兰的中文报道,也是“新西兰”这一意音兼译中文译名的最早出处。文中对新西兰当地土著及自然环境状况也有简要记述。

明清传教士来华伊始便吸收了当时欧洲最新的世界地理学知识,耶稣会士通过绘制的世界地图,向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界展示了包括新瑟兰第亚在内的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天地,视野所及几与欧洲对未知“南方大陆”的探索相同步;而随后东来的新教传教士更给中国人带来太平洋海上探险、新西兰被发现的故事,并将这个地理发现及时转化为地理知识予以传播,且已经最先使用“纽西兰”“新西兰”这两个为今天所通用的中文译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学者李明彻1819年绘制的《地球正背两面全图》中,已经有了“新瑟兰地亚”和“嘉本达利亚”的记录,分别用以表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比雍正年间“航海探险家”陈伦炯在其著名的《海国闻见录》之东半球图中用“人达不到处”五字笼而统之地表示澳大利亚大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展现了国人吸收神州域外地理新知、绘制全新世界图景的最新水平。中国人知道新西兰并作出回应,应自此始。但整体上而言,在战争以前,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了解甚少,更遑论远在万里海疆之外的新西兰。中国人关于新西兰的认识,基本上还是海客谈瀛洲式的想象与“意会”。

1840年战争以降,西方列强渐次携坚船利炮浮海东顾。面对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开始观察世界风云变幻,不仅瞩目于英、法、德、美、俄、日等列强,也逐渐将目光延伸并投射到远隔重洋、彼时刚刚正式纳入大英帝国版图的新西兰。

首先是对新西兰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内的地理知识的接收和厘清。这既是有待近代国人探求、了解的外部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晚清西学知识重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战争后最早一批国人自编的“看世界”系列书籍,尤其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无疑是个中“名著”。

在1852年林则徐、魏源集众人之力编译的百卷本《海国图志》刊行之前,曾有50卷本和60卷本两种《海国图志》流行于世,分别刊行于1842年和1847年。至于《瀛环志略》,徐继畬始撰于1843年,翌年完成2卷本初稿,命名为《瀛环考略》,1848年修订扩充至10卷本付梓印行时,仅比《海国图志》60卷本晚一年,但较其百卷本又早4年。

众多的研究显示,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虽然以“精”的专业性和“博”的思想性各领风骚,互有所长,但他们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重要资源几乎一致,即源于明清之际来华西人所写所译的中文西书,除了前文提到的介绍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刊物外,战争后在华西人辑译的中文世界史地书刊,如郭实猎的《万国地理全集》(1844年、1848年)、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847年)、祎理哲的《地球图说》(1848年)、马礼逊父子的《外国史略》,以及在华西人带来的世界地图等,更是他们汲取新知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

以《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为例。该书是生长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1810—1867)所作,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自利玛窦以降传教士提供的五大洲观念做了进一步推进,尤其是第五大洲已经从之前“未审”的“墨瓦蜡尼加洲”演变到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诸岛组成的“啊噻哑呢哑州”,即大洋洲Oceania,并在第10章中设专志讨论,其中对新西兰也有专门介绍。受早期葡语汉译的影响,玛吉士将大洋洲音译作“啊噻哑呢哑州”,澳大利亚译作“新嗬囒岛”,新西兰译作“哒嘶呢哑岛”,又称“新噻囒哋哑”。“哒嘶呢哑岛”应是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的汉译,而“新噻囒哋哑”则是沿袭南怀仁《坤舆全图》的“新瑟兰第亚”。

在上述其他西人著作中也有关于新西兰的介绍,涉及其方位、地理、气候以及风土人情,尤其是土著之岛被欧洲殖民者发现并移民、传教的经过等,这些内容在徐继畬和魏源的笔下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反应。

徐继畬1844年的手稿本《瀛环考略》中载有多幅世界地图,对新西兰的位置与南北两主岛轮廓的绘制虽较粗糙,但已大体完整和准确。在《地球西半图》和《地球下半图》中新西兰南北两岛的右侧,同时用中文竖排标注为“搦日伦敦”。徐氏仍承继四大洲的观念,将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同归在亚洲的“东南洋群岛”部分,文中解释称“息尼之东南有二小岛,名曰搦日伦敦”,并在《亚细亚澳大利亚图》中有具体体现。在1848年10卷本《瀛环志略》所载《地球图》及《东南洋大洋海各岛图》中,分别标注新西兰为“搦日伦敦”和“搦日伦敦,又名新西兰”,并在第2卷《亚细亚东南洋各岛》进一步介绍:

搦日伦敦两岛,一名新西兰,在班地曼兰之东,幅员倍之。有高山插霄汉,顶上终年积雪,灿白如银,雪水消融,由涧壑分流而下,可以灌溉。土番黑丑,略知人事,有酋长,凶顽好杀,获仇则脔食其肉,藏其头以示武。其土极腴,宜麻谷蔬菜,英人买其土,徙户口垦种之,渐以耶苏教化其土人。捕鲸之船时至,以鸟枪羢毡易食物。土番健有力,鲸船间雇为水手,然不过数人,多则恐其生变。尝有鲸船,雇土番数十驶海中,土番忽群起,尽杀船户,炙其肉而啖之。两岛别有佛郎西割据之土。

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是在福建布政使(1843年出任)和福建巡抚(1846年出任)任上,时与在厦门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过从甚密。据徐继畬自述,他从雅裨理处“钩摹”“镂板极工”“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二十余幅,后厦门同知霍明高又为他购得两本外国地图册,“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这些世界地图册,就成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绘制自己理解的世界图景时的重要资源。加之他在辑译时经常向“懂闽语”的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因此,徐继畬使用的“搦日伦敦”应该是New Zealand的福建闽音汉字注音,同时他还继续沿用了“新西兰”这一译词。

与徐继畬创制“搦日伦敦”不同,魏源在《海国图志》50卷本和60卷本第2卷所载的《圆图》中,大体沿用了嘉庆朝李明彻对“新瑟兰地亚”的绘制与记录。但这个谬误在随后刊出的百卷本世界地图中得以修正,并在参考“广东香港册页之图”的基础上,第3卷的《地球正背面全图》《奥大利亚及各岛图》《奥大利洲专图》中均将新西兰绘制为一个独立岛屿的形状,且舍弃“新瑟兰地亚”的译名,标注为“新西兰岛”,但是南北两主岛的分界并不明显。在新增的第16卷“东南洋海岛之国”部分,魏源补入了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大洋洲的新内容。

从魏源辑录引文的情况来看,其大体吸收了玛吉士传递的关于五大洲说的最新地理科学概念,但摒弃了结构臃肿甚至充斥鄙夷意味的口字部首汉字,将大洋洲称为“阿塞亚尼州”,并解释为“一名澳大利亚洲”,将新西兰称为“新塞兰地”。

而《海国图志》呈现的关于新西兰的最新知识,主要来源则是《万国地理全集》以及《外国史略》,在“英夷所属新阿兰岛”内称:

新荷(西)兰,乃南方两岛,隔以海陕(峡),南极出自三十四度,偏东自一百六十度至一百七十八度,袤延方圆一十八万六千方里,峰高及云,雪叠环绕,水泽涌泊。其土民很(狠)心好杀,与异族常结仇报复,猖獗放荡,令众人惊畏。此时耶苏(稣)之门徒,进其地以教化之,将福音传其老幼,又令此野人务农作工,以除其食人肉之弊。其地丰盛,出麻、谷、菜等物。是以英国迁移人口,向其土君买田,遍开新地。佛兰西亦效法而占据此方。所有捕鲸之船,节次赴此港口,包兑包送,以鸟枪绒毡易各项食物,其土人亦登其船而为水手,但性悍难近也。

新阿兰岛南极出地自三十四度二十五分至四十七度十九分,偏东自百六十六度及百七十九度,广袤方圆四千二百九十一里,居民约十五万。岛南多山,天气冷,产物少。万历间,荷兰水手初到此岛。乾隆间,英人驶船始抵此。鲸鱼云集,恣人所捕,而市皆无果,田皆无谷,兽无羊豕牛,民食草根树叶。于是伐木构屋,垦田治圃,种果树、蕃薯、麦、谷、蔬菜,置牲畜,土民始火食。山高千四百七十五丈。土蛮力健,勇于作为,形貌平正,性亦良善。附近群屿尚多,皆荒地不毛,土蛮如野兽。

上述两段文字虽被魏源辑录在不同的部分,但从内容尤其是经纬度的定位上判断,均是关于新西兰的描写无误。此外,《外国史略》对英国殖民新西兰的描述,也分别引载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分别记载道:“英吉利本国境土,止三大岛,其藩属埔头皆在数千万里之外。……南洋之极东南,有大岛曰澳大利亚,又名新荷兰,别有两岛曰搦日伦敦,又名新西兰,皆英人新开之土。”“英国属地……在新荷兰奥大利亚洲,英人所据之地……新亚兰岛,英人甫居之。”这里的“藩属”“属地”皆是对英国殖民地的不同称谓。

将上述这些引文进行核对复读,会发现徐继畬《瀛环志略》中关于新西兰的描写和魏源《海国图志》引《万国地理全集》《外国史略》几乎完全一致,不过文字稍有润色而已。这也是笔者不厌其详地引录《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两书中有关新西兰内容相关文字的原因,正是对这二者所共享的同一批世界地理知识资源的进一步追本溯源,会发现二人受相关知识的局限,对原始材料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徐继畬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归在亚洲东南洋群岛,应该是受米怜等人的影响。而魏源不加辨别地将有关新西兰的内容一一胪列,不仅造成除“新西兰”外,还有“新塞兰地”“新荷兰”“新阿兰岛”“新亚兰岛”等译词的混用,甚至他自己都未能清楚辨析其中的区别。他虽然接受玛吉士有关大洋洲的地理概念,但是却将澳大利亚大陆(即他笔下的新阿兰岛、澳大利亚洲)与整个大洋洲混为一谈,将引录《万国地理全集》与《万国史略》中关于新西兰的记述分置于澳大利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两部分即是例证。

此外,徐继畬虽然对新西兰译词的使用较为稳定,但他在《瀛环考略》地图中将中文竖排标注在两个岛屿右边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混淆为新西兰南北两岛分别名为“搦日”与“伦敦”。尽管他在《瀛环志略》中予以修正和补充,但后世被误导者仍不乏其人。如光绪年间朱克敬编辑《边事续钞》时,记作:“又于南洋得大岛曰奥大利亚,二小岛曰搦日,曰伦敦,于是五洲皆有英国属地。”《申报》刊载《大洋海大西洋海印度海北冰海南冰海考》一文称:“在中国之东一万六千余里,其南则有澳大利亚,于诸岛为最大,在东南洋之间,泰西人谓之第五大洲,附近有地闽岛,皆为英国属地。再东则有搦日、伦敦两岛。”孙福保作《五洲舆地类表》时,不仅在地理划分上将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等归属于“东南洋各岛”,同时将新西兰分为“搦日岛”和“伦敦岛”,并分列“搦日”与“伦敦”的地理方位与物产。甚至今人排印《瀛环志略》简体版时,也会出现“搦日、伦敦”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与《海国图志》50卷本几乎同时,还有一幅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问世,即初刻于1845年叶子佩的《万国大地全图》。该图虽然是以南北两半球来呈现地球总图,但同样也是受到利玛窦、南怀仁以来耶稣会士一脉相承的影响,尤其是在新西兰部分沿用了“新瑟兰第亚”的称谓。但他同时将原本澳大利亚大陆(图中标注为“新阿兰地亚”)东北的“沙蜡门”(即所罗门群岛Solomon)标注在新西兰岛的位置,则是明显的错误。

战争后最早一批国人自编的世界史地著作或绘制的世界地图,其信息大都来源于来华传教士的著作。这些作品在积极传播西学的同时,也反映了编译者自己对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接受和认知水平。他们在杂糅了新知与旧闻的世界近代地理科学知识体系中,一面由业已写定的文本中获得知识资源,一面又各取所需,将各种知识进行汇总、整合而创造出自己世界观和地理观下的新的文本。即便《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此类“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双璧”,也概莫能外。

因此,在这一时期传播新西兰地理知识方面,外国人编著的地理学著作仍然扮演着主角。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的《地理全志》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地理学译著。慕氏沿用了“新西兰”的译名,在介绍欧洲人对新西兰的探险情况以及新西兰地图、地理位置、矿产、气候等地理知识之余,还简要述及新西兰的政制,称:“至于朝纲,属于大英,总督驻扎,又有绅房管理政事。”在他的世界地图中,新西兰的轮廓不仅清晰,且较为准确。《地理全志》初版于1853年,此后不断再版。至迟在1855年的《遐迩贯珍》刊载的世界地图中,关于新西兰的绘制已经基本准确。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清政府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走出国门的游历使、外交官以及其他渠道远赴海外的中国人,带着他们的观察和思考,向国人传递了更多有关世界各国的最新信息,进而有效提升了国人认识、理解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这也为国人进一步全面了解、认识偏僻一隅的新西兰岛国创造了条件。而这一时期新西兰所在的南太平洋地区已经逐渐进入列强全球扩张的版图,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焦点之一。国人关于新西兰的文字记述,从地理知识展开,渐次涉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诸方面。此类国人的足迹与文字,一定程度上被定格为南航“笔迹”,成为国人想象、构建新西兰形象的独特路径。

1875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口译、浙江海盐郑昌棪笔述的《列国岁计政要》对新西兰的记述就展现了很多此前所没有的新内容。该书系以英国人麦丁富得力(Frederick Martin,1830—1883)编辑的1874年度《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 s Year-Book)为底本辑译而成,原书“皆英之公使、领事,于各国按年录寄官单,汇萃成书”,提供了截止到1873年时有关世界五大洲各国的最新信息,包括各国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贸易、人口、教育、军力、交通、宗教等,可谓一部记述世界各国概况的百科全书。

由于原始信息来自英国各公使最新的统计报告,《列国岁计政要》传递的关于新西兰的知识不仅更加丰富,所述资料也更新颖。林氏首先将新西兰译作“纽齐兰”,并简要述及欧洲人发现、探索并殖民新西兰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一直因库克船长的错误记录而被忽略的斯图尔特岛首次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文中记道:

岛分南中北三大岛,南岛一名斯妥阿岛。共长一千里,阔二百里,沿边海岸弯环缭曲,周遍可四万里,地共十万二千方英里。

除此之外,举凡新西兰殖民地的政体、议会政治、政府管理、农业、税收、国债、人口统计、贸易、市政建设等,均有记录,如:

英国置总督一员,设议会上下院,上院四十九人,英君主派令常供其职,终身不更调;下院七十八人,由地方公举,五年为限,在院会议,日得薪水一磅,必其人有田房产业,值五十磅巳〔以〕上,或乡间租地捐五磅、城中捐十磅者,可应举,并可举人。今总督名阜格征,七十三年派,陆兵亦归统管,岁俸四千五百磅,养廉未详。佐政有五员,如部官,岁各薪水一千磅。岛分八省,每省有地方官,由民公举,并设小会议事。其土民前由英国管教,一千八百六十三四年改归纽齐兰地方官经理。

本岛造船不少,又出金、铜、铁、煤等矿。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寻得金矿,开采至七十一年,共得黄金六百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七十八两,值银二十四兆三十五万二千九百九十九磅。

这一数字的背后,不可忽视新西兰淘金华工的贡献。1866年2月,首批12名淘金华工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矿区辗转来到新西兰奥塔哥(Otago),华人移民新西兰的大幕由此开启。到1871年,从中国广东番禺、增城等地到达新西兰的华人已达2641人,大部分是聚居在奥塔哥和西海岸金矿的淘金华工。可以说,最早亲自接触并感受新西兰的是这些华人苦力移民。换言之,对于远隔万里海疆之外新西兰的认知,从民间层面上看,早在18世纪末期的英国对华毛皮贸易中,广州口岸的中国商人就已经接触到来自新西兰的海豹皮。据称,1792年以威廉·拉文(William Raven)为船长的英国“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运往中国广州4500张海豹皮,其中大部分就是在新西兰海域捕杀的。但广州的中国商人并不清楚也无必要辨别这些海豹皮具体是来自英国或其殖民地的澳大利亚。直至19世纪中叶遥远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金矿相继被发现,新西兰独特的价值也开始为国人所关注,成为继美国金山之后出洋华工的又一淘金圣地,吸引了大量中国淘金者陆续泛海前来,“金山鸟施仑”就是这一时期广东民人口耳相传的关于新西兰的称谓。

除了淘金华工外,这一时期应该也有若干国人以其他形式旅居新西兰。1880年《万国公报》上刊载一篇“北京来稿”的文章,题为《大英国·海洋胜景》,文中对新西兰最大城市澳哥兰得城即奥克兰(Auckland)的交通市貌、自然景观等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兹摘录如下:

(澳哥兰得)城内居民约三万,城池非小,而业农者无多,宜有他处人民适彼代为开垦,实缘本地之人服田力穑者寡耳。城造于山,基址绝高,山路易行,俱由海滩渐而升高,山峰甚多,海滨泊船处,水清见底,天晴日朗时,蓝山倒影水中。虽至冬令,花草树木依然多属青青。郭郊庐舍,大半木板构成,形式与瑞士国相似,椽端柱头尽绘彩色,烘托点染,十分悦目。观夫山景秀雅可爱,及登山巅,纵目眺望,居然别有天地。山情山景,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天下山景嘉景,殆少能驾乎其上也。

上述文字,非亲至现场,断乎不能如此真切、生动。文章还详实记录了奥克兰城内的各类商业机构、商贾贸易、工厂种类及数量,以及工人薪资等。文章记道:

城中屋舍俱以砖葺成,有汇兑银洋行号,更有新闻纸局,日日印刷新闻。耶稣教堂,建树多处。集股合伙公司甚多,有保水险公司,有保火险公司,更有采取金银铜铁煤各等矿务公司。……总数其城内外公司局厂、刷印书坊七十七处,造洋琴局一,造各等铁器局十六,惟造车厂、油漆彩画车厂极多,共计四十九处,造船厂亦不乏,共四十三处,烧煅石灰厂三十四,造汲引水车处二,桌椅板凳处十二,举此一所,全岛无庸多赘,可以比类推之矣。其处工作夫役一日价值,匠人八施零,夫役六施零,工价致贵之由,即因工多而人少耳。

这些内容及相关数据已非一般的参观游历所能获得,应该是来自作者实地考察、调研的资料。《海洋胜景》所记有关新西兰的讯息,已经突破了昔日徐继畬、魏源等人“看世界”书籍中对新西兰地理知识的间接记载,内容丰富,且大部可据。这篇文章后被王锡祺以《牛西兰岛纪略》之名辑录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使其流传更加广泛。

自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清政府开始派遣官员、使团出国游历,国人了解世界大势的机会较之从前有了根本性的发展。也就在《列国岁计政要》公开刊刻的1875年,清政府任命了历史上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后又陆续向国外派遣驻外公使和外交官。1887年清政府派遣由12位六部中下级官员组成的海外游历使,分赴世界20多个国家游历考察,最远到达了南美智利和加勒比海的古巴等国。远在南半球太平洋深处的英属殖民地新西兰却未能被纳入这场晚清国人走向世界的“盛举”中。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奉派游历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刘启彤,虽未亲至新西兰,但借出国游历之机,或咨询外人,或搜寻资料,利用各种方式获取有关新西兰的资讯,进而对英属殖民地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加以记述。在其调查报告《英藩政概》中,他对新西兰变成英属殖民地后的这段历史极为关注。刘氏将新西兰译作“牛锡兰”,称该地:

分南北二岛,首城曰瓦兰敦(即Wellington)。道光庚子年,土酋梅屋里(即Maori)纳地于英,自居于维檀基(即Waitangi),英人遂立为藩属。立约之后,又与土人争战,至同治庚午年始定。梅屋里族人退居北岛。其地甚腴,止一百二十五万亩耕种五谷,其种草者五百五十万亩。近日多为开矿制造之用。地面共十万四千方英里,居民六十四万,内有梅屋里族人四万一千。曩为国王属地。

文中提到了1840年著名的《怀唐伊条约》签订及随后的英国人与毛利人“土地战争”。英属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是他介绍的重点,同时兼及教育、关税等内容:

咸丰壬子年,英廷准其自主立议院,分省九,一曰敖克伦(即Auckland),二曰堪太贝里(即Canterbury),三曰好克贝(即Hawkes Bay),四曰麻尔波多(即Marlborough),五曰奈尔孙(即Nelson),六曰敖退哥(即Otago),七曰他郎那启(即Taranaki),八曰维林登(即Wellington),九曰为司突兰(即Westland),皆有省议院。其上下总议院初在敖克伦,后迁于瓦兰敦。上议院议员五十四人,皆总督选派,任之终身,中有梅屋族三人。下议院议绅九十五人,皆民举,中有梅屋里族五人。总督由国王选授,岁俸五千磅,僚佐皆有俸。同治癸亥年以前,土客交涉之事,皆由英官理之,后因土客相争,遂于癸亥年改归马兰敦土官自理。光绪乙亥年,革各省议院,分其地为七十二府,有大审事署一长四佐,巡审官五人,各府审事官三十七人。学校有专官,总学堂一,大学堂二十三,小学堂一千,土人学堂七十二,机器耕种学堂七,喑聋学堂一,学校之用四十三万磅。关税有定则者一百三十种,余皆直百抽十五至二十五,岁入一百五十万磅,国责〔债〕四千万磅。

很显然,正是刘启彤在摅取西学、记录新知方面,力求探其微而极其精,使国人了解到一个更加详细、具体、明晰的新西兰形象。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大英帝国自治殖民地的新西兰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1893年成为第一个妇女有投票权的国家(比宗主国英国早了25年),引领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再次引发世人关注。1899年时任驻英使馆参赞的张德彝就注意到参加伦敦第三届万国妇女大会中的新西兰妇女代表。《万国公报》专门刊载《纽西兰女子之地位》一文,将获得女子投票权的新西兰与其母国英国进行比较,盛赞新西兰在此方面“创始之光荣”,称“女子有投票权后,人民之权日大。例如一工人,向仅其夫一票,今则并其妻而有两票。夫投票之多,莫如工人,以后当愈多,则一国势力之所在不问可知矣”。从而让国人感受到东西方之间妇女地位天壤之别的差距。

与此同时,继1881年新西兰国会通过第一次排华法案——《华人移民法案》(Chinese Immigrants Act, 1881)后,新西兰厉行排华政策,包括向华人征收每人10镑人头税(后增至100镑)、按照载货吨额规定附载华人人数等。排华浪潮下,华侨问题日益凸显,关于在英属殖民地新西兰护侨、设领的问题也成为朝野关注、讨论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在新侨民透过驻英公使等官方渠道传递的有关新西兰的信息则进一步加深了国人关于新西兰的认识。如1888年“鸟诗伦岛”徐肇开等英属殖民地侨领20余人,联合上书清政府总理衙门,力陈华人遭受当地政府的种种拒逐与歧视,以及未有己国领事为之保护时的茕茕无助。1905年“新金山纽丝纶”华商代表石汉、吕杰上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代为向清政府请愿,内称:

商等向在英国纽丝纶大埠谋生,地属英国奥大利亚洲之东南方,约长六百咪,阔三百咪,计工商华人共有四千余众,出产金沙及种植之利甚饶,商务日臻繁盛,英官设有总督及上下议院,由港附轮约程二十余天抵埠。

在朝野对新西兰的持续关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关于新西兰的精细度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1898年由上海天主教神父许彬绘制的《五洲图考》中大洋洲部分,除了标注北岛、南岛、高克峡(即今库克海峡)外,还标注了阿克兰(即今奥克兰)、未林东(即今惠灵顿),基利斯的周(即今基督城)以及杜乃亭(即今达尼丁)这四个新西兰的主要城市。1903年邹代钧组织舆地学会编制出版《中外舆地全图》,在这部代表当时国人最先进水平的世界地图集中,英属新西兰部分清晰注明了包括斯特瓦得岛(即今斯图尔特岛)、威尔伦敦(即今惠灵顿)、奥克兰、北角、新普勒穆斯(即今新普利茅斯)、格勒穆斯(即今格雷茅斯)、都内丁(即今达尼丁)等27处城市、地区的中文名称。至此,新西兰以精准的形态展示在国人面前。

1906年,驻英使馆随员黄厚成受清政府派遣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考察侨情,是年12月9日,黄氏抵达新西兰惠灵顿,正式以清政府特使身份进行官方访问,这也是中国政府与新西兰殖民地政府的首次官方接触。1908年清政府任命时为中国驻英领事馆二等译员的黄荣良为驻新西兰领事,随着翌年2月17日黄氏抵达惠灵顿履新以及护侨行动的具体展开,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中国对新西兰、大洋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即将呈现全新的面貌。

诚如论者所言,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完整图像,是建立在欧洲人两次海路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之上。近代中国人正是通过明初以来三次世界地理知识的开拓,即郑和下西洋对东亚海域和印度洋以及东非的认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关于欧亚大陆、北非南非以及南北美洲的知识,以及晚清引入的有关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洋洲和太平洋的知识信息,空间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而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世界,也随着晚清地理知识的成长和变迁,以及中国士人将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国家作为“知识的对象”进行探索描述,而得到无限宽广的嬗变空间。晚清国人世界地理知识中有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认知的扩充,与道咸以降“世变”刺激下国人睁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具体反映了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世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

首先,从地理认知上看,地理非图不明,作为地理发现和地理景观的直观呈现,世界地图同时还是绘图者个人地理知识和观念的表达。嘉道时期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有关新西兰部分的图像,不仅粗疏、模糊,有的还是建立在错误的地理知识之上,这从魏源《海国图志》50卷沿用嘉庆朝李明彻绘制的与澳大利亚大陆连在一体的“新瑟兰地亚”,《海国图志》百卷本不分南北两岛的新西兰岛,徐继畬《瀛环考略》《瀛环志略》中“搦日伦敦”标注南北两大主岛,叶子佩《万国大地全图》中与沙腊门混为一体的“新瑟兰第亚”可见一斑。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人世界地理知识的拓展,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有关新西兰的部分,不仅轮廓完整清晰,城市名的标注也丰富准确。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正是晚清国人在接收大洋洲新西兰这一全新世界地理知识时从模糊、粗疏、混乱到逐渐明晰、准确的发展轨迹。

其次,从译名角度而言,以明清耶稣会士,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新教传教士为媒介,与世界地图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大量有关世界地理、历史的汉文西书,它们在传播有关新西兰以及大洋洲的新知识方面,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在华传教士和西人贡献了很多有关新西兰(New Zealand)的不同中文译名,除新瑟兰第亚、纽西兰和新西兰外,常见的还有扭西烂、哒嘶呢哑岛、新噻囒哋哑、纽齐兰、钮西兰等,以此为资源,截至清末,国人创制性使用了20余种不同的中文译名,如钮死烂金山、钮西兰、牛西兰、牛奚阑、牛锡兰、牛席兰、钮齐兰、纽齐兰、纽锡兰、纽思兰、纽丝纶等此类音译词汇,新锡兰、新基兰、新西兰德、新希兰德等音意兼译词汇,还有鸟思烂金山、鸟思烂、鸟思兰、鸟思栏、鸟思伦金山、鸟丝伦、鸟丝纶、鸟司仑、鸟思伦、鸟诗伦、鸟施仑等粤音汉字注音词汇,甚至还有福建闽音注音的“搦日伦敦”,沪音注音的“奴浮尔在郎得”。即便京师同文馆英文班第一届毕业生、精通英语且以翻译见长的张德彝,具有多年随使游历泰西诸国的经历,1897年至1898年在英期间的日记中就有“牛奚阑岛”“新锡兰”“新西兰”“牛西兰”“牛锡兰”等多种用法,包括魏源《海国图志》中的多种译名,其中且不乏重复、错讹的情况,如乌施仑、乌思兰。这些不同译名的大量出现,固然反映了引介时期对译词使用的混乱与随意,但也同时具体彰显了嘉道以降国人认识、探索有关新西兰及其新知识的不同面相。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人认知新西兰的渠道和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了外交官、海外游历使提供的有关新西兰的间接资料外,早期在新华人也有机会传递给家乡有关旅居国基本情况、时局变化等讯息,而在设领护侨的外交交涉中,清政府势必对新西兰的国情有所知晓和掌握;此外,《万国公报》《申报》《中西闻见录》等在华西人所办报刊中有关新西兰的描述和介绍,也构成国内认知新西兰的主要信息来源,而晚清中国人从当时译介的冒险小说和科学小说中更直观感受到新西兰岛国人民的航海活动和冒险精神。从最初的山川形势、风土民情、气候条件、人口物产等地理知识的介绍,逐渐到从殖民地角度述及其政治体制、教育体系与经济发展。随着了解、掌握新西兰知识的不断扩充和丰富,晚清国人对新西兰的认识,从最初“有等邦国,甚是野劣,全无教化,人衣兽皮,食则野果草根,或猎兽而取其肉”的“国之野劣者”形象,到20世纪初发展到发出“多开铁路,通商贾,日臻繁盛。盖至是而黑子弹丸,莫能自外于竞争之域矣”的感叹,像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澳洲联邦以外,其为南太平洋之重镇者,则纽西兰也”的观点,在晚清知识界,也几成共识。这一认知的演进过程,也是晚清国人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全球视野和认知空间不断得到拓展的生动体现。

进一步而言,伴随国人关于新西兰知识的丰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地球五大洲知识,进而激发国人从整体上对世界大势变化和自我重新定位的深层探求,而对这一全新的殖民地文化和民族主义发展类型的认知演变,无疑丰富了近代国人对世界多元性的理解和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洋”的框架内关于新西兰设领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理视野的拓展所引发的国人关于地缘政治的突破性思考。

位于太平洋汪洋深处的新西兰,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长期以来未曾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然而,2017年3月27日中国与新西兰政府“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签订,不仅使新西兰率先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标志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延伸到大洋洲,其重大价值也日渐彰显。回溯历史,中国人关于新西兰的了解和认识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和丰富,绝非国内一般论者所言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介绍新西兰的文字。这是必须廓清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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